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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四)
作者:和金锋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3-9

 

                                              

唐朝灭亡之后,中华大地再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五代十国期间,南唐后主李煜创设出了一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样式的长短句,从而使他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朝,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其军事实力的差强人意。但这好像不能全怪宋朝无能。余先生之做了简单辩解: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不管是辽、金,还是西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劲旅,宋朝光靠着《孙子兵法》、抗战激情,确实很难从根本上取胜。至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兵,更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旋风,从亚洲到欧洲,那么多国家都无法抵挡,我们又怎么能独独苛求宋朝呢?

与宋朝军事实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文明生态。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朝是一个繁荣、富庶、精致、开明的时代,宋朝都城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的商市甚至比唐代的长安还要大很多。其繁华程度我们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看的很清楚。据历史学家考证,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中国人口在宋代进入一亿大关;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峰巅。

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在宋代,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日子要比其他朝代好过得多,据考证,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劳标准之高在中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国家和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宋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化名人能够身居高位(比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恐怕在在世界也很难找到先例。

宋代的文化名人不胜枚举。余先生选了几个代表并排了一个顺序: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其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是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辛弃疾和陆游(其实也包括后来的文天祥)面对朝廷在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心中一股股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化作了豪迈的诗文,表现出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的完整生命,使得在兵荒马乱的人心中大地不至下堕。他们也因此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战话语的营造者。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宋词当中应则其经典篇目熟读之)

(五)

元朝,又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是,与北魏时期相似,天佑我中华文明。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开始接触到了汉文化,其中契丹人耶律楚材(自幼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博览儒家经典,后又师承佛学大师万松,成为了儒佛兼修的通达之士)功劳很大,另外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也功不可没。两人一起组成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终使“一代天骄”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的继任者窝阔台、忽必烈显然也受此影响,延续了耶律楚材制定的汉化政策,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元代的临安成为了马可·波罗眼中“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

元代的诗歌、散文,不值一提。但是,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戏曲,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正是有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这样一大批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使得中国立即在戏曲上可以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熟的古希腊悲剧和古印度梵剧相媲美而“毫无愧色”。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宫秋》......中国文脉之于中国戏剧,如果以十分计,那么,大概是六分归元杂剧,三分归昆曲,一分归地方戏曲。在余先生看来,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开始给予的全部最高权力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

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这与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有相当大的关系。同时应该与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及衰的必然规律有关。在明代,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漫长梦魇中醒来,而且由于睡的太久,因此醒的特别深刻。一醒之后,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奔跑。而中国文化,却因创建过太久的辉煌而自以为是。于是,中国开始衰微。

五百多年的衰微之中,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并肩站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另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王阳明系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他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出自于本真。大大的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是曹雪芹实实在在地打破了明清两代的文化郁闷,他用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余先生认为,我们所谓的“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算得上是真正的杰作,其他三部就像是通向顶峰途中的几个路标性的小山头,完全不能与它相提并论。如果给它们三者排序的话,第一是《西游记》,第二是《水浒传》第三是《三国演义》。而《红楼梦》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它的高度是世界级的,它的最大魅力是全方位的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是鲁迅和郭沫若;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

余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有两件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二是推广了白话文。

至此,中国文化发展之脉络基本清晰!

注:以上内容大多摘自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个别地方参照了余先生的另一部作品《何谓文化》。文中观点均为余先生观点,希望不会因为自己的表述对余先生原意有所曲解,如有疑问可自行阅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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